在全球化语境下具有跨越东西方学术领域的潜质。在“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思考世界如何运行的关键词（David Harvey，2006:52）的时代，当代西方“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上”（Phillip E. Wegner, 2002:180）。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都在一致呼吁要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广泛的空间化，空间不仅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当代西方批判理论的阐释视野，而且在话语批评“强调主体的分裂，社会生活的杂乱，符号行为的意义以及其他后现代语言与文化批评的许多信条”（丁建新，2015:44）的背景下成为了东西方后现代话语研究的重要维度。

据程锡麟（2007）、侯斌英（2007）等人的研究，当代西方批判理论“空间转向”的发展脉络由Henri Lefebvre、Michel De Certeau、Michel Foucault、Fredric Jameson、David Harvey、Edward Soja等人各自的空间思想体系搭建。Henri Lefebvre将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统一起来，通过对空间生产的揭示，指出空间在实践中的表意功能。Michel De Certeau用“空间故事”的概念，指出了物质空间与隐喻空间在都市生活实践中的结合。Michel Foucault通过对时代的解读，提出了他的空间观，在他看来：“当下的时代将可能首先是空间的时代。我们处于同在性的时代：我们处于并置、远与近、并排、分散的时代”（1986:22），“这个时代的焦虑基本上主要与空间相关，而与时间无甚关联”（Michel Foucault, 1986:23）。他从空间的分析中结识了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揭示了通过空间实现的“权力话语”模式，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空间分析的重要代表。同样是后现代主义空间分析代表的Fredric Jameson（1991:16）指出“后现代就是空间化的文化”，发现了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对应关系。David Harvey (2003:354)则指出“后现代主义是对空间与时间的一系列新体验的某种回应、是新一轮的‘时空压缩’”，空间问题成为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重要主题。而Edward Soja通过对Lefebvre、Manuel Castells等人社会空间理论的整合，指出“各种社会关系与各种空间关系具有辩证的交互作用，并且相互依存；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既能形成空间，又受制于空间”（爱德华·苏贾， 2004：124），强调了空间-社会的辩证关系。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对社会批判理论空间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这推动了空间问题逐渐成为西方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理论的一大主题。空间批评不仅从理论而且从实践层面而言都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也为中国后现代建筑话语研究提供了理论路径。

、中国建筑话语空间嬗变的后现代语境

1972年Robert Venturi 与Denise Scott Brown、Steven Izenor的Learning from Las Vegas一文对现代主义进行了攻击，成为建筑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宣言。他们主张建筑师应当关心“现在是什么样子”和“如何帮助改进”。在Learning from Las Vegas在这篇宣言中，Robert Venturi等人对Las Vegas的价值给予了肯定。事实上，“商业广告、赌博利益和竞争天性的道德性无可争议”，区分“个人建筑”与“众人（市场）建筑”明确界定了建筑与社会之间的新关系，“建筑学是无所不能（omnipotence）和无能为力（impotence）的冒险混合”（Koolhass，1995：xix），后现代建筑所无能为力的是，金融资本作为“多样性中产生的抽象的强化形式”，“是一种非常杰出的建筑类型，它既是事实上的房间和大楼，又是无法消除的那些可憎的事件和过去的‘梦魇般压在心头’的物质结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2000：183），指向金融资本的“物质结构”显现了后现代建筑话语构建的前提与基础，为后现代建筑话语打上了资本主宰的后工业化社会语境烙印。

尽管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使其空间同质化实践延伸到了中国，而对于中国后现代建筑建筑话语空间而言，更大的变革在于高科技在新空间的彰显。以第四代香港汇丰银行大楼为例：

中国后现代建筑在高科技条件营造的话语语境中，基于互文性呈现了大众化、通俗化话语。建筑作为“对理论性依赖最小”（史蒂文•康纳，2007：86）的领域，通过建筑话语反映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实践，引发、推动了以多元价值观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风格形成，这一过程也显示了话语对于社会的构建意义。